也逐渐成熟起来，以遵义会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些领导人对来自苏联或共产共际的指示毫无犹豫地执行，也心甘情愿高风亮节让出领导岗位，让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吃洋面包、乳臭未干小青年夺取了实权。

　　土共在抗战前的土地革命历史中，有两次损失最大：一次是蒋秃子在身后举起屠刀对准土共成员大开杀戒；另一次就是国产共际带来几乎灭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的共产党只是它的一个分支。

　　当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以后，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领导的革命性世界组织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特别是苏联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再与日本政府签订中立条约并承认满洲国，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

　　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遭到土共的质疑就理所当然。

　　二战爆发后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有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对外政策的严重阻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原时空从1937年起，土共的“七大”会议召开被延迟5次，这与苏联和日本两国签订中立协议遭质疑也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七大”第四次推迟到1942年时，有些参会代表已经到达延安，但会议又一次被取消。接下来是整风运动，清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路线，实际上是对亲苏派的清理。

　　现在土共已经算是与苏联、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当然不再考虑邀请苏共代表参加。

　　政治局还讨论“七大”会议是否邀请徐远山列席参加的问题。

　　有委员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有两个特性：一是秘密性，从“一大”至今，何地、何时举起土共代表大会始终是高度秘密，从没有公开宣传过；二是党的代表大会，除了“五大”有邀请国民党高层参加和每次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外，从没有邀请过非党成员参加。

　　这里所说的“五大”，土共中央邀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政要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代表参加，会议安排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五大致词，因为接受共产国际指令，加上对形势误判，历史上“五大”出现比较多的错误政策。

　　教员却有不同意见：“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条件所限，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抗战前就呼吁建立抗战统一阵线，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群众路线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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