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书门下的指示早就有了,乃是父亲老蔡相爷亲笔说:不能剿匪,一但陷入战乱短时间又打不赢,相反致使池州永丰监的钱币铸造滞后甚至停滞,则在铜本就不足情况下,朝廷一定会陷入更大的财政泥潭不可自拔。
蔡攸不是一味的听父亲的话,甚至一些问题上有矛盾和分歧。但这问题上蔡攸知道父亲他尽力了,有宋一朝,自始至终无法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前些时候因为缺铜,不得已用“当十大钱”过度,最终也带来了恶果恶政,导致政治和财政一团混乱。
当十大钱上有他蔡京考虑不周的原因,但也有他的无奈。如果执行的好,如果百姓信他蔡京,官员听他蔡京的,那么货币从来就只是一个符号,别说当十,就是拿张纸当一万它也是能运行的。
真正的问题出在执行力,蔡京为了在和政治对手的斗争中保持优势,需要党羽,加之北宋特有的士大夫不死规矩,蔡京政策基本是用宽松“笼络官心”,而过宽的吏治造成了他党羽众多的同时,也就代表了过大的腐败,必然到导致敛财成为常态。
那么每级都在捞,都在向钱看,当十大钱也就真的失败了。
这个问题上婆说婆有理。父亲到底应该担负多少责任蔡攸现在不想去理论,老家伙现在若倒了,对整个蔡家都很不利。
有一点蔡攸觉得老家伙说的对:现在不宜剿匪,没精锐,没有堪用战将时候,短时半会打不赢,除了大幅的民生影响,永丰监恐怕也就该关门了,战乱一起的时候铜都运不进来,救命的钱币又怎么运出池州去?
现在虽然吃相难看,但好歹暂时和山寨取得了平衡,他们暂时还没有串联,暂时还不敢抢夺官府的运铜队伍。与此同时他们私采的铜矿,私铸的铜钱,也仍旧持续流入大宋经济,一定程度上也在缓解钱荒。
“若是内部战乱一起。东南官府和东南土匪的‘铜钱’大幅减少流入经济,则我宋药丸。”
这是蔡京发往基本盘东南诸路的基本指示精神。
好处在于东南诸路一直是蔡京的基本盘,是富裕的地方,乡绅宗族势力过于强大,于是这个地区受到赵挺之政策的影响最小,暂时还没和帮派山寨明着决裂。
至于东南之外,尤其民风彪悍的北方实已隐患重重,流窜通缉犯在赵挺之的激化政策下明显满地走了,已经开始公然杀官差,公然对大户打家劫舍,做下案子就跑,还相互有集结趋势。
怎么解决这些,明显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大宋律问题。如果有可能,蔡攸知道父亲蔡京也想放个大招把天下全部土匪给打掉,问题得打得过土匪啊!
缩小到具体一个地方,像赵挺之一样,一但出兵却打不过山贼,不仅仅是官府丢脸那么简单,那会让贼人看到官府的虚弱,然后有更多想不劳而获的人加入山贼队伍进行投机,甚至官军及官军将领都有投靠山寨的几率,这在北方地界已经开始发生。
从人性角度解释这很简单,官军他也是人,眼看打不过土匪自己枉送性命,加入山寨却可以喝酒吃肉,系着杀人放火的金腰带等候诏安,形成这个气候而朝廷公信力又下落到一个阈值时,天下它就要大乱。
想来想去不得其法,蔡攸又顺手拿起那份出自赵诚的策论仔细观看。
这思路真的很新奇。玩物的确能让人散志,现在大宋的问题是过度宽松,官府自己玩嗨了,喝醉了。而匪人帮派则卯足了力的等待着机会,逐步由松散过度到聚集。
一定程度这个叫赵诚的学子说的对,让这些山贼慢慢的松弛下来多个娱乐,顺便缓慢的隐性植入一些观念,假以时日不说真的打消他们的念头,但消磨一下戾气,缓和一些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做到了。还不用违背父亲现有的政策基调。
这才是文人的作用。可惜老子们大宋真正的文人自命清高,所写所讲的东西实在缺乏趣味性,云里雾里长篇大论的,别说不识字的山贼,有时特么的张纪㜣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就是不接地气的特点所在。
“如果《兰若寺》的作者和赵诚是同一个人就好了。”
就此蔡攸有了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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